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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历史现象，它必须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和时代发展的节奏保持同步。
正如Facebook CEO扎克伯格所言，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服务来帮助连接世界上的每个人，那么有很多人会无力付费，这就是为什么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是唯一理性的原因。法秩序应当保证个人得以知晓何人、因何事、于何时、在何种情形下知晓自己的个人信息。
(15) 2.普遍免费模式降低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 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把用户的个人信息作为关键资源，从中赚取高昂的广告费，但从合同法观察，用户在客观上未支付金钱对价，在主观上也不存在对价的认识。正如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Ronald Varian)在《信息规则》一书中所指出的，信息产品的生产成本很高，但复制成本极低。(17)这体现在：(1)无偿合同债务人只有在获益(并非对价)、故意隐瞒瑕疵等例外情况下，才承担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我们可以利用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理论解释这一机理。以谷歌2017年第四季度财报为例，在线广告依旧是其最赚钱的业务，收入达272.7亿美元，占了总收入的84％。
同时，企业内部负责个人信息安全事务的人员身份和联系方式有必要公之于众，以便客户监督并建立投诉和赔偿机制。就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而言，笔者倾向于没有实质区别。通过对宪法国家生态义务的诠释有利于生态目标的实现，在地方政府生态实践中发挥宪法效力应当着眼于宪法生态条款与环境法的交互，而在宪法双轨制实施的视角下理解生态治理中政策与法律之间关系则是治理效果最大化的基础。
二者互相配合、交织、融合并以地方政府实施生态治理行为的面貌表现出来。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20年第2期。在此前提下，国家的权力表面上是宪法的授予，实质上是人民的让渡，因此，国家权力本质上是国家的职责，也可以转换为国家的义务。环境权保护 一、引言 生态义务是生态法律关系中与生态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其外延大于环境保护义务，要求义务主体以积极的行为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强调对生态风险的预防、生态危机的综合治理和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环境权的主观属性与其实现的客观路径说明，国家保护义务针对公民环境权的履行最终作用于与具体公民直接相关联的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环境保护主体，宏观上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实现依赖于微观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明确了环境保护是德国的国家目标，在此基础上，作为国家目标的环境保护条款发挥其宪法规范功能的进路在于构成宪法委托、构成国家权力裁量空间的基准、构成法律解释的考量因素、限制基本权利提供合宪性基础和为国家权力配置提供标准五个方面[24]。
新时代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话语转化为法律话语、学术话语[[1]]。通过规范分析可以发现，包括环境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和个环境要素法均对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义务做出了符合部门法律具体要求的规范，对地方政府生态职责的要求贯穿于环境法规范体系。我国《宪法》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但是结合《宪法》第九条、第二十六条以及第三十三条等条款，可以为环境权主体提供间接保护。执政党义务的宪法来源与政府所负有的国家义务的宪法来源具有较大差异，而作为治理主体的党委与政府主体性质的差别亦对于其各自所承担义务性质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危机是今日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该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之间的矛盾[3]，即生态危机是随着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演变而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我国各国家机关在具体化和现实化国家根本任务方面承担着不同的宪法义务[23]。虽然如前文所述，地方生态义务于宪法中的存在和具体地位以及能够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体系性解释与理解得到证成与确定，但具体的授权性条款对于地方行政主体大胆履行职权，实施治理的规范效力要高于现有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下，文物保护与生态保护相会配合交织，共同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发挥规范效力。
（一）破除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宪法实施障碍 1.进一步激活序言生态文明条款的生命力 与承载着宪法核心价值诉求的国家目的相比，国家根本任务具有手段性和从属性。生态义务要求治理主体在发挥治理功能、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遵循规范体系的全面约束，恪守维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底线，同时也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制度的指引下以积极的作为促进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
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逐渐演化一 方面导致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进而引起新的生态危机。2.环境法具体规范的含义模糊 《环境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作为对宪法规范具体化的部门法规范，当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需要在综合法治体系内实施行为、发生效能时，将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由《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这一单纯的部门规范上升显明到宪法层次，是实现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基础性规范诠释任务。（三）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制度融合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由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制度体系三类制度所构成[2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宪法规范有必要与环境法治的变化相对应，让宪法的规范效力应当延伸到生态治理的每一个角落。其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是地方政府履行生态义务的法治要求。在现代社会，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义务已经从传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拓展到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多维保障。
从权责一致的角度看，行使生态文明建设职权即需要承担生态责任，现行部门法的责任设置与宪法之间的对接存在不确定的解释空间。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的平衡与互动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新方向。
三、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宪法诠释 当前，宪法文本中对地方政府的生态义务并没有明确的规范阐述，但宪法生态文明条款体系客观蕴含了对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规范。这是党政同责这一概念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被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我国的生态保护实践，国家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理解也经历了由初步理解外观到深入挖掘内涵的逐步深化过程，宪法文本变迁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2]。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转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法治化这一基本要求实现了路径上的一致。地方政府的管理功能已经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需要，要清晰梳理宪法层面的地方政府生态义务，则应当完成宪法相关规范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的飞跃。行政机关落实国家根本任务的义务最为经常性地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上[12]。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于本地方能够参与民主选举的人民，地方政府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以公共利益保护为目的、以行政规制手段为主体的环境法制度，因行政机制僵硬、管理成本过高或者管理难以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等原因同样达不到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目标[27]。在中国，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双轨并行[10]。
注释: [1] 吕忠梅.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思考[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4):7-9. [2] 张震，杨茗皓.论生态文明入宪与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完善[J].学习与探索，2019（2）：85-87. [3]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6. [4] 吴卫星.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21. [5] 吕忠梅.从后果控制到风险预防 中国环境法的重要转型[J].中国生态文明，2019(1):10-14. [6] 张树义.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51. [7]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17、21. [8] 陈海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环境法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67. [9]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84. [10]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J].法学研究，2014(3):82. [11] 张震，杨茗皓.论生态文明入宪与宪法环境条款体系的完善[J].学习与探索，2019（2）：85-87. [12] 陈玉山.论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J].清华法学，2012(5):73、88. [13] 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J].当代法学，2018(6):51-53. [14]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J].中国法学，2018(4):18-21. [15] 杜健勋.国家任务变迁与环境宪法续造[J].清华法学，2019(4):189-191. [16] 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J].当代法学，2017(3):28、39. [17] [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北京三联书店，2003：220. [18] 张震.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J].当代法学，2017(3):28、39. [19] 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J].中国法学，2017(4):113. [20] 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14(4):99. [21] 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17、21. [22] 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J].当代法学，2019(4):52. [23] 陈玉山.论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地位[J].清华法学，2012(5):73、88. [24] 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J].政治与法律，2019(10):12-13. [25] 张震.生态文明入宪及其体系性宪法功能[J].当代法学，2018(6):51-53. [26] 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J].法学家，2018(3):92、97. [27] 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6) :107. [28] 陈海嵩.生态环境政党法治的生成及其规范化[J].法学，2019(5):76. [29] 郑少华，王慧.中国环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实施与未来走向[J].法学，2018(11):19. [30]李林.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J].法学研究，2014(5):6. [31]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J].中国法学，2018(4):18-21. [32] 陈海嵩.中国环境法治中的政党、国家与社会[J].法学研究，2018(3):20. 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四、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规范与实践挑战 （一）宪法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规范依据不足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是地方政府履职的直接宪法依据，对地方政府履行义务，行使公权力产生直接的规范约束。
当前，单行环境法中没有将地方行政机关的生态治理责任与宪法规范相对应。3.规范体系对环境风险预防的转向应对不足 宪法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具有管理各项事务的职责，从法规范实践中可以得出其理应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事务，但从手段上来说，传统由政府主导的线性管理模式不能对复杂社会问题给出有效的解释和应对[20]，风险预防的生态危机应对方法转向决定了环境治理的必然性。
宪法层面的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通过民法规范具体实现，国家对私人权利的限制受到公法的约束，二者统合于以宪法为中心的法体系中。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2015年，《城乡规划法》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1.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纵向管理 我国单一制的特点决定了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行使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统一领导各级国家机关工作。
（三）公民权益范畴拓展的要点指引 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矛盾。从国家义务体系的范畴来看，地方政府生态建设对国家义务的遵循既是对整体国家生态建设义务的尊重，更是对其自身生态建设义务的实质履行。
这一客观情况对地方政府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摘要: 生态义务是生态法律关系中与生态权利相对应的概念，地方政府的生态义务由环境保护义务演化而来。
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入宪后，宪法环境权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保障、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反向保护和公民权利保障的环境权关怀三个层次进行了表达[11]。（二）正视宪法与民法、环境法的交互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2018年宪法修改中的生态文明入宪，体现了部门法对于宪法的反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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